但是，这一规定违背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在实践中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40]现代中国的宪法创制本来是具有这种终结革命暴力的宪制意蕴的[41].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和此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五四宪法也或多或少隐含着这个革命后的宪制原则，但是，这个抵御革命的宪法规范，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以及阶级斗争的敌友政治的绝对主义严重破坏，致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黯淡的无法无天时代。所谓光荣革命，所谓费城制宪，所谓历史法学，所谓春秋大义，所谓共和立宪，所谓改革宪法，所谓转型正义，所谓革命的反革命，古今中西之宪法逻辑，莫不如此。
宪法学就是规范主义，就是基于规范主义的法条解释学，就是基于司法审查权的反抗暴政和权利保障。 二、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政治宪法学之所以在近期蓬勃兴起，在我看来绝非偶然，而是时代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社会变革之时代精神的宪法化的产物。我们知道，现行宪法是八二宪法加上四个修正案，这四个修正案分别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由中国共产党综合社会各界意见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修宪建议，并经过多方酝酿、修改，最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实施。[18]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党制国家建立起来，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2008年至今，伴随着政治宪法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出场并流传以及百年中国法政历史的现实感应及激发，一系列政治宪法学的著述陆续发表或出版，一时之间，蔚为大观。
首先，政治宪法学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诉求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向之产物，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三十年的发展中业已走到了尽头，而隐含其间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成为中国改革的中心议题，中国社会开始超越经济议题，需要在政治宪法层面思考现代国家构建的宪法制度变革问题。[36] 既然政治宪法学如此强调规范性价值，并且一再申言自己的规范主义，是否就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完全一致了呢？是否人们一直是在误解政治宪法学吗？显然不是如此。因此，促进社会的公共福利，通过共富的途径实现共生的目标，是宪政的基本的价值选择。
而现代宪政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对共同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构建，形成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构建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一个宪政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政治制度，更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共同的价值和信仰是维系一个社会和国家共存和持续的基础。它在要求政府机关各司其职的同时又相互制约。
公民参与是实现共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也是实现人民主权的重要保证。对公民权利而言，从排斥公共权力的非法干预到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保障。
现代宪政通过依照一定的原则，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的分配，规定国家机构的权限及运作程序，来体现共和精神。同时，公民也应当承担对社会以及对他人的责任，确保他人权利不会因自己的不正当行为而受到侵犯。因为对共同的价值和信仰的追求不能否认和排斥对特有价值与信仰的认可，相反，正是在特有价值与信仰认同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和信仰，对特有价值与信仰的尊重，恰恰是共同的价值和信仰的应有之义。[7]参见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同舟共济》2010年第5期。
一、共生：现代宪政的价值起点 共生作为现代宪政价值起点的核心，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保障与实现因此，在宪政的体制框架内化解矛盾，实现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通过制度性的利益表达途径，协调利益关系，保障不同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实现，以最终实现共治的目标。从这一要求出发，在进行宪政制度设计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如何通过利益整合，实现利益的和谐，是进行相关制度设计时应当首先考虑的问题。
近现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原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5]参见俞可平：《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北京日报》2011年06月13日。
可见，人民主权集中体现了共治的理念，同样，人民主权也只有通过共治才能真正实现。如前所述，促进社会的公共福利是国家的基本目标，也是宪政的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取向。
共和的精神是和平与宪法。也就是说，认同、保障并实现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禁止任何人、任何群体以任何形式侵犯公民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合法权利，使每一个人在国家中都能够和平共处，享受安宁的生活。一个宪政国家不仅需要完善的政治制度，更需要每个公民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因此，现代宪政的价值体系的重构，实际上是围绕着共生、共治、共和三个层面展开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进行宪政制度设计时，入不能仅考虑消极地限制国家（政府）权力，而且应当考虑如何在此基础上保障权力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
[4] 二、共治：现代宪政的价值基础 宪政的制度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外乎以下几方面：(1)如何维护和保障社会成员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其他权利。政府与人民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定的范围，故称为宪政。
[7] 宪政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成果，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按照人民主权的要求，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并且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必须依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
因此，中国应当反思、继承和发展以往历史上宪政发展的各项成果，通过宪政建设来进一步推动自身的发展。[2]参见蔡定剑：《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载蔡定剑、王占阳主编：《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不论是西方比较成熟的法治国家，还是一批发展中国家，都把宪政作为国家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所追求的目标，是政府和人民在制度化的框架之下，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和手段，参与和处理国家事务和政治纠纷。[7]参见茅于轼：《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同舟共济》2010年第5期。宪政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共同规则，正如胡适所说：民主宪政不过是建立一种规则来做政府与人民的政治活动的范围。
它在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又强调政治参与的有序性，防止多数人的暴政。[5] 3．利益协调是实现共治的重要手段。
[3]胡适：《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这些价值理念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共同的信仰与追求，而最能够整合与实现这些共同价值的政治模式就是宪政，这些价值只有在现代宪政的框架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
当然，在肯定宪政价值的普适性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宪政的个性，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否认或夸大宪政的共性或个性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主权的基本要求，就是人民通过制宪行为，确立民主的程序和民主的制度去监督、控制国家权力的行使，协调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导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
除了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参与之外，构建公民社会无疑是保障公民参与，实现共治的一个有效路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理性认识人民主权原则与权力制约原则的关系，通过人民主权指导下的民主制度，产生公共权力机构作为权力载体，又将公共权力机构的职能予以分化，使各权力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约、互相平衡的关系。人民主权标志着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享有主权，但是人民的权力又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权力分散为不同组织和机构来行使才能获得落实。2．公民参与是实现共治的基本要求。
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所赋予的，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了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任何超越这个边界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无效的。注释: [1]参见唐代兴：《宪政建设的伦理基础与道德维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可以说，尽管权力制约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主权问题，但至少在现阶段是实现人民主权最有效的手段。 一、共生：现代宪政的价值起点 共生作为现代宪政价值起点的核心，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认同、保障与实现。
三、共和：现代宪政的价值目标 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共和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就是通过共生、共治，使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每个个体都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并通过法律和程序化的规则解决不同阶层、集团和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